是腐败帮凶还是法治天使？——田文昌自解谜题（下）

编辑：葛电宏律师 北京市盈科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 深圳刑事辩护网

    上期文章，我们回顾了田文昌律师跌宕起伏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。综观田文昌履历，不啻为一部励志典范——虽历经坎坷磨难，却始终不屈不挠昂然向上。游学四方、伸张正义、力主良法，终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。

    今天我们再次走近这位有担当、有追求的大律师，听他自己现身说法，谈谈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，以及如何看待“中国刑辩第一人”称号？对青年律师成长以及律师的成功又有何高见？对目前法治现状有何改进意见？ 

对话田文昌律师:

1、不如医生，很多时候本应该救成却也救不成

2、“那些我该做成却没有做成而使当事人蒙冤的，才是我应当铭记在心的”

    抱柱：媒体称外界对您有些质疑声音，说为贪官、奸商辩护时老见到你，为弱势群体维权时却经常看不到你。对此您想说什么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朱佩金案时我还是天使呢，是第一个从死罪到无罪的案子。到了刘涌案，我一下变了魔鬼了。这就是人们对律师职责的误解。大邱庄案我因代理被害人控告禹作敏而受到赞许，那些后来为禹作敏辩护的律师难道就是魔鬼吗？

    再说，后来我也不是没有为弱势群体辩护过，其实，多年来我帮助过的弱者不在少数，只是后来宣传的不多而已。主要还是舆论导向问题，把这些事给湮没了，包括后来大连的那个农妇的案子，都是我费了好大劲、花了几年功夫给扳过来的，但这些案子后来没有报道。这些年来，我可以说是一如既往、问心无愧。

    抱柱：您办了那么多大案，让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个案子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真没法说，一时想不起来。你问到这个问题，我想起一件事，非常令人难忘的一件事。前几年，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，讲的是一位海难救生员，这个人一生救了很多人。他刚刚退休时，他的徒弟刚接手了一件大的营救事件。他怕他徒弟有危险，主动帮助徒弟参与营救，结果他牺牲了。牺牲前师徒二人有一番对话，他徒弟问，您这么有名，大家都敬仰您，能不能告诉我您一生救活了多少人？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救活了多少人，我只记得我没救成多少人。这个问答太感人肺腑、震撼人心了！这句话让我很受触动。

    所以，我常常在想，有多少案件是我应该做成却没有做成而使当事人蒙冤，留下遗憾的？这种遗憾才是我应当铭记在心的，我真没统计过我救过多少命。所以让我说哪个案子最有成就感，一时还真想不起来。

    多年办案的经历在我的内心里留下了一些阴影，就是有些人确实是被冤枉的，但我却救不成。对这些我会抱憾终生！律师跟医生很像，都是救人，但我觉得，律师又不如医生。医生是凭本事救人，有多大本事就能做到什么程度，比如癌症你没办法，救不了，可是能救的你都可以救。但是，律师呢，你光凭本事还不行，有时候你有再大本事也救不了，应该救的你却救不出来！因为你没有自主权。这是有很大差别的，所以这是律师感到很悲哀、很无奈的事情。如果是一个良好健康的法治环境，当然就可以做到，一些案子如果辩护有理、有力，当场就可以释放，那会有一种成就感，但现在你根本做不到。现在偶尔办了一个成功的案子，似乎千载难逢，太感动了！太狂喜了！

3、律师办案最大不利因素：体制障碍、权力干预、理念错误

    抱柱：您认为现在对律师来说有哪些不利因素？在办案时有没有感觉很无助的时候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最大的不利因素是体制的障碍，权力的干预。另外还有一些无形的因素，就是理念的问题。最近我一直在讲理念问题，现在很多冤假错案的形成，除了权力和利益的干预之外，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理念的错误。我们有些司法人员理念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。

    比如说，有很多重大案件，当我对定罪的理由提出重大疑问时，法官并不是去排除我的疑点，而只是强调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嫌疑。我说你提出的疑点我不否认，但是你要给人家定罪啊！所以，你得排除我的疑点，而我不用排除你的疑点。我承认你的疑点，但你不能凭疑点给人定罪啊！这个基本的常识很多法官不懂。这很可怕。

    所以我去年发过一篇文章，《走出刑事诉讼理念的误区》。我提出四大严重误区：无罪推定与实事求是的关系问题，疑罪从无与不枉不纵的关系问题，证据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问题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问题。

    这些都是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，这些问题不解决，就根本不能保证案件的质量。而就在我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我还遭到了批判，一位教授朋友发表文章公开驳斥我，和我商榷。

    连学者中都还有这种认识，足见这些问题的严重性。

    抱柱：为何有些法官会不懂您说的这些常识呢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这种理念上的误区，在有些人的认识中是由来已久、根深蒂固。从根本上讲，还是受到多年来极左思潮和人治思维的影响，并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法治理念。

    最近我们刚刚开了个内部研讨会，就是为了澄清一些最基本的理念问题。主要是针对两篇文章，一篇是一位检察官写的，主要内容是“不能给被告人看同案被告口供”。律师会见时可以向被告人核实证据，这是我争取了多年的一个权利，后来写入刑诉法（作者注：田文昌参加了刑诉法的修订）里，明确规定律师会见被告时可以向其核实有关证据。但刑诉法修正案颁布后却遭到质疑，有人主张对此要做限制解释，如不能核实证人证言和同案被告口供，等等。后来多次开会讨论被我坚决顶住了。但现在又发表这样的文章，足见其理念之争还是很激烈。

    还有一篇文章，是与雷洋事件有关的，题目是《雷洋，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》，专门论证警察暴力执法的正当性。按他的逻辑，根据相关规定，似乎警察只要怀疑谁就可以随时随地盘问，就可以抓人。

    更可悲的是，这两篇文章都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，甚至包括一些律师在内，也认为似乎有道理。这是非常可悲的问题。

    所以，我及时地组织了这么一个研讨，就是想澄清一些糊涂观念。20多年前，上海发生了一个案件：一个青年工人，被警察误抓了，扣了几个小时又给放回去了。那时比现在还保守啊，回到工厂后，工厂说你被警察抓了肯定有问题，小伙子里外不是人，一气之下，倒上汽油在街上自焚了。这一下事大了，把那几个警察给抓起来了。当时《民主与法制》发表了一篇文章《他为什么拥抱火神？》。那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正在开办一个公安人员的法律培训班，我当时是法律系的副主任，一帮学员去找我，说田主任你跟我们说说理，我们太委屈了！我们警察都是这么干的，怎么人死了就得抓人？这样下去警察没法干了。

    我在大会上公开解答了这个问题，我说这种事照理说都应该抓，没抓你算便宜了你。

    20多年以前就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警察执法，不能随便怀疑谁就抓谁啊，你没抓到现行，你盘问也可以，但你不能强制。刑诉法规定，拘传才可以强制呢，没有犯罪嫌疑人的身份，你传讯我可以不去啊。你凭什么拘传，凭什么采取暴力？怀疑是可以，但不能具有任意性，否则就没有界限了。所以，理念问题太重要了，上个月我给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讲课时也讲了这个问题，我们学法律学什么？重要的是学习法律的理念和原理。如果基本的原则理念都搞不清，光学法律条文有什么用？

4、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是年轻人的一个误区

    抱柱：您认为，在现在中国如何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律师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这都是概念太大的问题（笑）。成功的律师，首先是自己的功夫能力要到，自己要做得到位，当然别人认可也很重要。

    现在我觉得有一种倾向，有些人有一种浮躁的心态，办案不多、学习不多，却到处去包装、去讲课，着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大师。当然律师包装是必要的，但你首先要做好业务，不能本末倒置。

    我一直坚信一个道理，任何时候实力都是最基本的。没有实力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无用的。特别是经过“文革”的洗礼，我感悟太深了。文革中有些人就像是舞台上的表演者，急不可待地粉墨登场，一个一个地轮番亮相，只图虚名而不重实力，到头来只落得历史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。

    追求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年轻人的一个误区。反过来，一步一个脚印地，凭自己的实力走出来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    现在我们律师界有些浮躁，本来我们律师的环境就差，如果自己再不知道维护的话，那就更不好办了。当然，除实力之外，还要有责任感，要对案件负责，对委托人负责。就是说，既要学会做事，也要学会做人。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律师一定不是好律师。这种责任感还应当包括社会责任。

    抱柱：对于很多新律师来说，案件来源的问题是个大问题，您怎么看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这个真是很难办的问题，律师都面临这样的问题。但对这个问题，我的体会少一些。我当时是因为案子太多做不过来了，才从学校出来的。所以，缺少这方面的感受。但客观地讲，案源的确是个大问题。中国外国都一样，都存在案源问题，所以律师平时不自我宣传，光靠口口相传也不行。

    美国的情况是，刚毕业的法科学生，一开始多数是做公职律师，都是社区律师。他们是政府出钱购买法律服务，就是政府出钱办律师事务所，再每年出一定的费用聘用一批律师，由政府给律师发工资。但这些律师既不是为政府服务，也不是公职人员，只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。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多数都是先到这样的地方工作三到五年，有了稳定的收入、业务也比较熟练了，或者有案源了，再投身私人律所。

    当然，只要你的案子做好了，自然请你的人就多了。所以从根本来讲，最重要的还是得靠实力。你得做好案子，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。当你真的把案子做好了，每做好一个案子，就可能会代来一批案子，会发生滚动效应！我经常是每在一个法院开一个庭，这个地区就有好几个案子找上来。

5、是否是“中国刑辩第一人”？从不认同！

    抱柱：您有个名号是“中国刑辩第一人”，您怎么看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很多时候在演讲时我都要做一个说明，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可以称为“第一人”。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谁能当第一？这个说法我自己从来都不认同。这是别人尊重我、认同我，我很感激！但从我自己来讲，我应该有自知之明。发现有的人在网上还自称第一第二的，这东西没啥意思，我早已经过了贪图虚名的年龄。

    抱柱：第一人无论您是否承认，但刑辩专家肯定是了，您认为如何才能成为刑辩专家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这个也不是一下子能说清的问题，无非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。我一直认为，专家是以学术水平和能力为基础，但对于律师而言同时还得会做人，也得有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，不敬业也不行。所以我认为，我走到今天能得到那么多的认同，也不仅仅是我的水平问题，还有我的敬业和我的做人。

    抱柱：您现在还办案吗？

    田文昌：我办啊。一个原因是找我的人太多了，有各种关系介绍来的，有时不好拒绝。再一个是少办一点也得办，不能不办。因为我有一个理念，干什么吆喝什么，当教授的不讲课，搞科研的不出成果，当律师只做包工头，这叫什么？我听到有一些相对资深的律师，动不动就说：“哎呀！我都不会办案啦。我现在搞管理了，搞培训了。”言下之意，他认为搞管理、搞培训比办案更风光。

    对于这种认识我不敢苟同，我始终认为管理和具体业务是两回事。专业人士就应当搞好你自己的业务，管理则应当由专业的管理人才来负责。培训当然也很重要，但对律师而言培训也不是主业，如果只搞培训可以去当教师，何必要来做律师？

    我们京都所现在实行的就是专业化管理的模式。我们的理念是做业务的律师合伙人退出管理，专心做律师业务，聘请具有专业管理水平的非律师管理合伙人加盟，负责管理。我认为这应当是现时律所管理的科学模式。

    我认为，律师是个专业人士，无论你能力大小，精力多少，都不应当脱离业务。所以我只要在律所一天，就要做业务，除非彻底退休。